排漫回来，将整个圆形礼堂淹没其中。

李乐微微欠身，退后半步，将讲台中央让给哈贝马斯。老爷子再次向台下致意，那略显笨拙的鞠躬里，有一种老派人特有的庄重。

而李乐的额角已渗出细密的汗珠。这一小时四十分钟，精神高度紧绷，不亚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维搏击。

演讲结束，接下来是研讨和提问环节。

台下立刻举起了一片手臂，如同雨后森林里冒出的蘑菇。

提问者来自各个领域：伦理学的、科技哲学界的、社会学界的，甚至还有两位研究法哲学的教授。

问题五花八门，有的紧扣演讲内容，要求进一步澄清“话语伦理”在具体生物伦理争议中的应用，有的则更具挑战性，质疑哈贝马斯理论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普适性，还有的则结合当下科技发展的现实，询问其对基因技术监管的启示。

气氛比刚才更加活跃，也更具挑战性。

李乐的工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不再仅仅是单向的传译，而是成了双向的桥梁。

他需要迅速理解提问者的问题核心，用简洁清晰的德语转述给哈贝马斯，同时，又要将哈贝马斯那带着思辨色彩、偶有长句的回答，精准而流畅地翻译成中文，确保提问者和在场听众都能准确理解。

这又是一个对反应速度和专业素养的极大考验，好在李乐准备充分，且对相关领域涉猎颇广。

他时而侧耳倾听，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；时而转向哈贝马斯，复述问题，重点突出，待哈贝马斯回答完毕，他又立刻转向观众，用中文清晰传达，遇到特别复杂的概念，还会稍作解释性补充。

“这位老师的问题是，”李乐转向一位，“在您的话语伦理框架中，如何确保所有相关者都能有效参与讨论？”

“比如，在涉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议题上，胚胎本身作为潜在的、未来的相关者，其声音如何被代表？这是否会陷入一种代表的伦理困境？”

问题很犀利。李乐翻译时，特意强调了“代表”和“困境”两个词。

哈贝马斯听完，沉思片刻，缓缓答道，“ee schwierige, aber entscheidende frage der anspruchnicht vergessen wird”

李乐略一思索，“这是一个艰难却至为关键的诘问。代表未来世代利益的主张，确为任何关乎未来的伦理学都无法绕开的根本难题。”

“在话语伦理的构想中，要害并非越俎代庖，替无法发声者代言，仿佛我们能确知其所欲。”

“其精义在于，要求吾人于当下的论辩之中，蕴含一种反身性的自觉，将那些可能的、未来的视角与利益，系统地纳入考量范畴。关键在于，将倘若他们在场，将会如何？这一设问，通过特定的程序设置，使之不至于在当下的决策中被漠视或遗忘。”

“反身性的自觉”、“纳入考量范畴”、“程序设置”，这些词，抓住了哈贝马斯回答的核心，又用清晰的中文将其层次分明地呈现出来。提问的教授听后，沉思着点了点头，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

整个提问环节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气氛热烈而有序。

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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