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下面添了一句。

冬宫不是资本家的会客厅。

屋里有人低声叫好。

站在角落里的青年却没有笑。他从旧军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，放在桌上。

黑色墨水在玻璃瓶里晃了一下。

有人看见了，皱眉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举牌子，他们坐在车里看不见。”

“那就喊。”

“喊也听不见。”

他把瓶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。

“总有一样东西，他们会看见。”

没有人立刻接话。

屋外，雪还在下。

同一时间，造船厂的食堂里，另一种消息也在扩散。

这里没有圣像，也没有帝国旧梦。

这里是由高窗、长桌、搪瓷盘和冻得发红的手组成的。

彼得罗夫坐在靠墙的位置，慢慢把面包掰开。

他是车间里的老工人，年轻时去过莫斯科，开过先进生产者大会，也曾经相信只要厂里的机器还在响，日子就不会坏到哪里去。

现在机器还在响。

可工资已经拖过一次了。

第二次还没有正式通知，但所有人心里都明白。

“彼得罗夫叔。”

一个年轻工人端着盘子坐到他对面。

“你听说了吗？”

“听说什么？”

“冬宫那边，日本人来了。”

彼得罗夫没有抬头。

“日本人来冬宫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丘拜斯也在。”

这个名字让旁边几个人看了过来。

年轻工人压低声音。

“说是要谈企业改革，港口的人也会去。”

另一个年轻工人放下勺子。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区委老安德烈，他在市苏维埃那边还有熟人。”

另一个人把勺子往盘子里一扔。

“改革改革，又是改革。”

桌边没人说话。

“他们嘴里的改革就是把我们的东西卖给外国人。”

“上次说调整，夜班补贴没了。再上次说优化，车间少了一半材料。这次他们要拿走什么？”

“别乱说。”彼得罗夫低声道。

“我乱说？”年轻工人眼睛发红，“那你告诉我，他们在冬宫里喝茶，为什么要谈企业？他们见过我们的车间吗？知道四号机床多久没换零件了吗？知道我老婆排三个小时队，最后只买到半袋土豆吗？”

桌边更安静了。

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低声说：

“我儿子下个月托儿所还要交钱。”

这句话比骂声更加沉重。

彼得罗夫把手里的面包放下。

过了很久，他从旁边拿过一块硬纸板。铅笔尖落在纸上，却迟迟没有动。

年轻工人看着他。

“写什么？”

彼得罗夫没有回答。

最后，他一笔一画地写下：

别替我们决定。

年轻工人看了一眼，皱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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