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身的德性，又何至于事事兵戎相见呢？

刘羡读罢，觉得邓攸所讲甚有见地，虽然不能立竿见影，但确实也是自己应该注重的，于是他在对策文章上用朱笔标了个甲，同意取用他为秀才。

然后是温峤的文章，对于温峤，刘羡也听说过他的名字。在他上一辈中，太原温氏名声鹊起，兄弟六人号称六龙，只是因为是齐王司马攸的旧属，他们多投靠司马冏，继而在洛阳政变中与刘羡为敌，死伤惨重。但即使家族有所没落，也不妨碍温峤被举为秀才，继而被品评为灼然二品。

这也是晋室在灭亡以前，最后一个品定的灼然二品了，刘羡也正好看看是否名副其实。

打开文章，温峤开宗明义，他认为晋廷之亡乃是民政之失。虽然晋廷的灭亡，从直接原因来看，是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强行以痴儿太子司马衷继承帝位，以至于引起了诸王之间争权夺利。但争权夺利这种事，自古有之，尤其是后汉之时，皇帝年幼，外戚掌权，宦官猖狂，屡屡相互倾轧，可为什么后汉可以安稳百余年，做到上乱下清，而晋廷却无法做到呢？

温峤认为，这主要是因为朝廷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人事制度，官员的任用，已经完全取决于上级的青睐，或论资排辈，而非是治政的政绩。

更具体地说，尤其是朝廷命诸王可以肆意开府，多套行政体系互不统属，使得一个王府的长史，往往可以压倒地方重镇的郡守刺史，朝廷的官员又该如何行政呢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王司马伦与梁王司马肜出镇关中，可以肆意地用王府官员来制衡高级官员，这无疑是导致屡屡生乱的罪魁祸首。

因此，温峤认为，朝廷若想要长治久安，主要在于两点。

一点是在于要严格控制地方开府的权力，尤其是在京畿这等重地，一旦有人可以肆意招揽幕僚，而这些幕僚又无所事事，那他们必定无事生非来打破秩序，也平白增加朝廷的开支。

另一点是要明确朝廷的考绩，使得官员升迁有制可循，而不是去频频寻找捷径。如此一来，朝廷的各项政事才能真正落实，不会形成人浮于事的局面，同时也能一直保持权威。

倘若晋廷能做到这两点，纵使洛阳争斗得如何激烈，对于地方民生又有何影响呢？无论朝廷是谁来做主，地方官员依旧唯朝廷是从，同时也不至于使得方镇之间互相攻杀，百姓仍然能够各得其所，自然也就不至于酿成亡国之祸了。

刘羡读罢，对此自是大为欣赏。考绩之法，本来就是刘羡当下在做的，而对于收回府权一事，刘羡则只有隐约的念头，他同意温峤的看法，令出多门乃是大忌，等着一轮改制结束，或许也可以加以考虑。

于是刘羡又给温峤的案卷标了个甲字，放在一旁。

剩下的三人，分别是江夏李式、琅琊颜含、江原常璩。

李式的父亲是前楚王府文学李重，虽然李重和刘羡并不熟识，但也算是同僚，所以李式算是故人之后。他的主张与父亲一脉相承，主要是认为，晋廷为了把握权力不择手段，使得内重外轻，人浮于事，同时为了稳固权力，又对大族刻意放纵。只不过他的倾向与周玘非常接近，认为应该恢复周政，尽可能精政从简。

比如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听从乡议推举而非中正裁决。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封国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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