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齐汉已经正式确立天师道为国教，世人便难免将其与已经灭亡的李氏成都国相比较。但比较之后，并不难发现，两者虽说看起来相似，但实际上内里相差甚远。

李雄之所以立天师道为国教，主要是巴蜀本土的天师道势力强大。自张道陵之后，各山治祭酒们在此耕耘有两百余载，使得天师道渗透到巴蜀的方方面面，坐拥大量的人力物力。任何政权想要在巴蜀站稳脚跟，就不得不与天师道进行联合，哪怕是刘羡也同样如此。但本质上，李雄等人并不笃信天师道，哪怕他装得极像，但也并不比那些刚入门的信徒多了解多少。

而齐汉则不然。虽然自汉季以来，太平道便是青徐的主要势力，可失去了张角这一教主后，群龙无首，一直到为天师道改编之后，方才重整教团。但也由于教义的许多不同，导致内部一直并不和谐，各部之间常常进行辩经，这使得东海天师道的发展一波三折，在地方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巴蜀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纵使刘柏根与王弥是东海天师道的后起之秀，对教团的壮大颇有贡献，但仍然难以改变现状。尤其是在招揽中原的各部流民帅后，其内部天师道信徒的数量更显稀少，也就更无法体现出刘柏根的权威了。

但刘柏根与李雄不同，他在宗教上确有造诣，在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他并没有强行在国内推广天师道，而是因地制宜地改造天师道，将其作为监控国家的一种工具。

按照传统的天师道规则，监天虽是一方天师道的总领袖，但祭酒才是掌控基层教团的核心。他们可以世袭传承，掌握着地方道士的升迁录用，还可以动员教徒、自行布道，事实上便是教团中的一方诸侯。

好在东海天师道受太平道影响，此风俗并不深入，而刘柏根更是借题发挥，将其斥之为“三张伪法”。他自称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方士刘根，在东汉时期隐遁飞升，但在三十六天上，他眼见当世人受苦受难，又不得真法，心中不忍，所以才下凡来解救苍生，传授真经。

如今他又称帝，更是铁了心要改革积弊，于是便在大兴城南设立玄都坛，以此作为管理国内天师道的总部，命麾下各部祭酒都要接受玄都坛的指令，且不得世袭，所有祭酒都得有当地信徒推选，由玄都坛认可。且祭酒不得向教徒催收五斗米以外的杂税，不得修行男女合气之术，每年要严格举行三会日，所有教徒必须到场。

对于东海天师道而言，这当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不过在旁人看来，倒也无可指责。因为刘柏根的种种改革，都是为了挽回天师道在民间的形象，齐汉国内大部分人也不信天师道，反对声自然也就寥寥无几，更看不出刘柏根隐藏其中的真意。

如此改革后，刘柏根便能直接掌握国内的天师道祭酒任免，所任用的道士即是他的亲信，更是他的耳目。然后玄都坛便能以传教为名，正大光明地深入到国内各州郡，监视各方流民帅的一举一动。配合此前的大肆封爵，便能一上一下地对全局进行把控，针对性地进行治理。

只是此事说来容易，但涉及的范围极广，做起来更加耗时。因此，在称帝后约一年的时间里，他与王弥私下里一直忙于此事，以致于并没有察觉到赵汉内部的继承危机。等到石勒率兵正式包围邺城，大兴朝廷才收到消息，还没有做出决断，石勒便已经接收了邺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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