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明清，代代皆是如此。

只不过后世君王汲取了秦朝“专任刑法”而速亡的教训，不再把“法”摆到台面上耀武扬威了，而是让它藏在儒袍底下，成了治国的一副“隐形骨架”。

可这“独尊儒术”的旗号，终究是从根子上禁锢了思想。

即便官员们在实务中不得不用“法”，可主导他们言行的思想核心，依旧是儒家那套既定的框架。 杨灿今日便是要借着这场雅集，亲手撕开这层伪装，掀开那袍子，露出那不可示人之物。

他心里清楚：若不是崔临照这位天下名士在此，今日这场文会不过是陇上文人的一场小打小闹。 即便此番言论传扬出去，也只会被中原硕儒付之一笑，连批判的兴致都欠奉。

可有崔临照背书，今日这番话便如同长了翅膀，必然能传遍天下，引动学界的惊涛骇浪。

这正是他要的效果。

如今儒术尚未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，只要思想声潮足够大，那些身居高位、实则行法家之实的人，便能借着这股势头撕下儒袍，公然站到推崇法家的阵营里来。

国家运作模式或许不会因此立刻大变，但至少能撼动“独尊儒术”的根基，让思想的闸门多打开一道缝隙。

法家只讲规矩行事，可比儒家那套深入骨髓的思想束缚，要自由得多。

灿静立片刻，给众人留足消化的时间。

汉朝“外儒内法”的例证俯拾即是，无需他逐一列举。

更何况如今儒术尚未僵化，即便推崇儒学的人，也还没有变成食古不化的腐儒。

便是科考只考儒家典籍的明清，尚有学者跳出桎梏，何况此刻？

他自己本就厌恶儒家一家独大的格局，如今既无门路挤入儒家圈子，索性另辟蹊径。

趁着儒术尚未成教、尚未只手遮天，喊出自己的声音，把诸子百家的传人，乃至儒家内部的有识之士，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。

见堂内无人起身反驳，杨灿才继续开口，脚步轻缓走下堂前石阶。

从居高临下的论辩者，变成与众人并肩而立的谈者，这细微的姿态变化，悄然消解了方才剑拔弩张的对立感。

“儒家有用麽？ 当然有用。 “

他先肯定一句，话锋随即一转：”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丹，治理天下，断不能只靠一门儒术。 “”孔子言“仁者爱人&39;，孟子曰”民为贵&39;，这些圣贤道理字字珠玑。 可是光有道理不够啊。 他们这些先贤把道理告诉我们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爱人，怎么民为贵呢？

靠我们坐在这儿，吃着珍馐美味，穿着锦衣华服，上嘴唇一碰下嘴皮，就这么说出来麽？

如果百姓肚子都填不饱，谈何礼义？ 身家性命都不保，论何教化？ 古人云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

百姓们最缺的，不是“之乎者也&39;的教诲，是能果腹的粮食，是能御羌胡的刀枪，是能免于苛税的安稳日子。 “

”我以自身所为举例。”

杨灿抬手按在胸口，语气恳切：“我改良了水车，百姓才得灌溉之利; 我革新了耕犁，农人方减耕作之苦。

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，难道是靠诵读儒家经典便能得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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