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在，李乐受过克里克特教授的“虐待”。

那位老太太对哲学人类学的偏执近乎病态，动辄要求他在两天内啃完三百页德文原着，然后用十五分钟复述核心论点。

那种魔鬼训练留下的后遗症，就是在任何哲学文本面前都不会露怯。

老爷子临时加的东西虽多，却都在他知识储备的边界之内。

“die technologische enickng gt uns, die grenzen des nschlichen neu zu verssen”

“技术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重新丈量人类的边界。”

“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、多元的世界里，单纯的复归是否可能？是否可取？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、经济危机、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时，当我们不得不与持有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人共同生活时，我们能否仅仅诉诸我们的传统’来解决问题？”

“那么，有没有第三条道路？”

“我认为是有的。这条道路，我称之为后形而上学的思维。它不寻求回到前现代，也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，而是试图在启蒙的遗产基础上，建立一种新的、程序性的伦理自我理解。”

李乐在脑内快速检索，调出彼得·斯劳特戴克关于“人类动物园”的论述，调出查尔斯·泰勒关于“承认的政治”的章节，甚至隐约想起阿伦特《人的境况》里关于“行动”与“劳动”的区分。

这些思想的碎片在他脑中飞速拼接、对照、筛选，最终凝结成清晰流畅的中文。

这需要李乐在翻译时格外小心。

有些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有相对固定的译法，但在中文里可能需要创造性的转换。

比如“posttaphysical thkg”，直译是“后形而上学思维”，但中文的“形而上学”有特定涵义，容易误解。李乐斟酌了一下，译为“后传统思维”，虽然不完全准确，但更符合中文语境。

又比如“unicative action”，通常译为“交往行为”或“沟通行动”，但哈贝马斯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以“相互理解”为取向的、遵守特定规范的语言互动。

李乐在翻译时，会根据上下文灵活处理，有时用“对话”，有时用“沟通”，有时用“交往”，力求既准确又自然。

不急不躁，不炫技不卖弄。

“当技术不仅改造我们的外部环境，更开始渗透进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时，伦理就不再是抽象的条文，而成了活生生的、需要每个人参与建构的实践。”

“这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问题。”

他译完这段话时，瞥了台下一眼。

前排的那几位老教授，嘴唇翕动，似乎在回味。

尤其是那位背景特殊的复大哲学系前主任，在听到李乐的翻译之后，手里的笔在本子上顿了一下，停了片刻，抬眼看了看李乐，点点头。

李乐这才松了口气，继续跟着哈贝马斯的节奏，往下翻译。

“具体来说，它包含几个关键要素。第一，我们承认价值的多元性。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，我们无法再诉诸某种绝对的、超越的权威来裁决价值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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