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试探的滴答，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。

惠庆没打断他，只是安静地听着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，仿佛在数叶子。

等李乐说完，惠庆拿起茶杯，慢慢呷了一口。茶已经凉透了，他皱了皱眉，还是咽了下去，“看到了结构，看到了夹缝，看到了尴尬的处境。那么，怎么研究？”

“老规矩，先进入田野。”李乐显然有过思考，“不贪大，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。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，或者，选择一个特定的、有代表性的场域，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比如在燕京，就以189职高，或者类似的一两所职高为切入点，选几个有特点的学生，做深度个案。把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、家庭背景、社会关系网络、自我认知、对未来的想象，尽可能摸清楚。”

“然后，”李乐手指在桌面中划了一条线，“顺着时间轴和空间轴往下游延伸。”

“跟踪他们毕业后一两年，甚至更长时间，进了哪些行业？换了多少份工作？面临哪些具体的困境，工资拖欠、职业伤害、社保缺失、情感归属？”

“他们的社会网络是拓展了还是萎缩了？价值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是认命了，还是依然在寻找出路？或许能捕捉到一些更结构性的东西，而不仅仅是横截面上的切片。”

惠庆听着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，“方法上，个案追踪和参与观察，方向是对的。能沉下去，拿到一手鲜活的经验材料，比任何二手数据都宝贵。”

“但选点要讲究，要有代表性，也要有可进入性。189那种地方，门朝西，你一个燕大研究生，怎么进去？人家凭什么让你观察？凭什么对你掏心窝子？”

“身份是个问题，”李乐承认，“直接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去，可能引起警惕，或者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面。”

“我在想，或许可以换个方式，换个身份接触，先建立信任。或者，从外围入手，比如他们常去的网吧、台球厅、小吃街、劳务市场，先混个脸熟。再不行，从像韩二哥那样的关键中间人入手，他是那片的地头蛇，又是开店的，消息灵通，也有一定威望，通过他，或许能打开一些缺口。”

惠庆不置可否，转而问，“理论框架呢？你打算用什么理论来统摄这些可能庞杂甚至琐碎的经验材料？”

“光是讲故事，描摹一群人的生存状态，那是报告文学，不是社会学论文。你需要概念，需要分析工具，需要把你看到的现象，和更宏大的理论传统对话。”

这个问题更核心，也更能考验一个研究者的学术功底和思维深度。

“理论方面，肯定需要大量、系统的文献梳理和反思。”李乐显然也深思过，从包里掏出笔记本，翻到做了记号的一页。纸页边缘有些卷，蓝色的墨迹洇开一点，大概是写的手出了汗。

“初步的想法，是以社会空间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析透镜。”

“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？”惠庆插了一句。

“是，”李乐点点头，“空间不是容器，是产物。生产空间的同时，也被空间生产。我想借用这个视角，去分析这群人如何被城市的空间结构所塑造，又如何在其间寻找缝隙、建立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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